巴菲特说过:「在投资的时候,把自己看成是企业分析师——而不是市场分析师,也不是宏观经济分析师,更不是证券分析师。」
芒格说,了解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投资者会让你成为更出色的企业管理者,反之亦然。
对投资人而言,从企业家的视角去做投资,理解一个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和企业经营的成功细节,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反之,企业家来做投资,不仅有在行业中的深刻积累,更有在管理实践中深谙人性的洞察,更容易从如何经营成功以及可持续的视角去看待公司。
2001年后,步步高分为三大板块,成立了三家公司,其中两家在之后分别创立OPPO和vivo,同样是享誉国内外的品牌。
至于投资上,网易、腾讯、苹果、茅台……这些成功赚到大钱的案例,也都是我们耳熟能详。
段永平曾说:我学老巴,想不通的我不碰,肯定会错失很多好机会,但是保证抓住的都是对的。投资遵循老巴的逻辑:先看商业模式,理解企业怎么挣钱。95%的人投资都是focus在市场上的,这就是不懂投资。一定要focus在生意上。公司是要挣钱的。
他说:「我投资的标准格外的简单,就是在我自己能理解的范围内找长期回报较高的公司去持有。」
「我自己能看懂的公司也是非常少的,看不懂当然只能放弃了。看懂一个企业不会比读一个本科更容易。不过,花很多时间去看那些看不懂的公司是不合算的。我在老巴那里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先看商业模式,除非你喜欢此公司的商业模式,不然就不再往下看了,这样能省很多时间。」
而对于这些难得看懂的好公司,他并不会轻易因为价钱可能高了一点点就卖掉了。
巴菲特曾说:「如果你不愿意拥有一只股票十年,那就不要考虑拥有它十分钟。」
「我不太懂估值,我只是努力去想如果我的钱投在某家公司的线年后会如何。你要一直这么想,你大概也就有答案了。」
「几年前有个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聊到该不该卖某公司,什么价钱卖的问题。我说,这个看着早晚为0的公司,什么价卖都是好价钱吧?
尽量避开哪些看起来10年后日子会不好过的公司很重要,偶尔错失一些机会不会伤害到你的。」
「既然是买东西,总是和价格有关。你买任何东西的价格同时也是你的机会成本。伟大公司从长远来看往往不会贵到哪里去。」
就在今年8月,腾讯股价下跌的时候,段永平多次在公开平台上表示买了腾讯,再跌再多买些。
段永平曾说,自己投腾讯没有找任何一个内部高管聊,虽然他也认识腾讯的高管。
他说:「我投资的标准很简单:商业模式,企业文化,合理价钱。所以当商业模式和企业文化不错的公司、价钱也不错时,我就会有兴趣。」
而对于腾讯,他的分析是,简单讲,腾讯是通过建立了的社会化媒体,将流量货币化了。感觉10年后腾讯应该依然强大,但50年就不好说了。
当然,段永平也坦言,自己对腾讯的理解度远不如苹果,所以投的比例也小很多。
2019年时,他就曾给出过判断:「我认为腾讯此公司大概率10-15年内一年可以赚2000-3000亿人民币,愿意出多少钱买此公司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机会成本。」
「我觉得10年后回过头来看,腾讯赚的钱(我买的份额占的比例)应该比我存银行的利息要多。」
段永平对腾讯投资的看法是:虽然确实有很多是财务投资,但多数还是蛮相关的,他们大概也不是为了多元化去投资的。而且他们这种投资行为并没影响到他们的主业,但他们的主业确对他们的投资经常是有帮助的。
同样是平台型公司,腾讯的老对手阿里巴巴,段永平却并没有看好,这种不看好同样是基于他一直强调的企业文化。
他说:当我看到「二选一」这种「让自己的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企业文化时,我决定卖出了自己的股票。
他说:「苹果每次大跌的时候我都会加码,每一次!想到10年后的时候,自己最喜欢的股票大跌怎么会心情不好呢?不过确实绝大部分早年跟我买苹果的都早卖掉了。」
《基业长青》这套书专门说过乔布斯是个「报时人」,受此影响,段永平02/03年第一次看苹果时,直接跳过了。
但他后来说:还好2011年初突然想明白了,觉得乔布斯其实就是个恰好也会报时的「造钟人」,而且库克是个更好的CEO,更理性。
「苹果最厉害的就是在苹果的企业文化下建立的生态系统,这是个很强大得商业模式,非常难以撼动。」
「(苹果)服务的成长是用户总量增加加上用户单位消费直接增加以及间接增加(流量费)。我认为以后会继续增加。」
「我给很多朋友推荐过苹果,大家都说相信我,但坚持到现在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一了。也许只能说明大部分人对我的信任是敌不过对市场的恐惧的,哪怕都知道我还拿着苹果?」
「很久以前,我有个朋友卖了一万多股(分股前,已经赚了很多)苹果买了一套房子。我当时说,建议还是不要这样想,不然你会觉得房子很贵的。后来他告诉我当时没明白,后来发现房子确实很贵。」
段永平对一个企业的思考是全方面的,会从自己身边的各个角度去思考,他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
「很多年前,我看见一个$500/小时的律师在用一个三代前的iPhone,我问他使用情况,他说没啥问题,就是稍微慢一点而已。我说假如每天你多花一分钟在手机上,一年的成本是多少?然后他说,是哦,我得赶紧换。对很多人而言,时间其实是比钱值钱的,但很少有人去理性想这个事情。」
「A股里我从若干年前就基本只拿着茅台,脑子里总是想着10年后茅台会怎么样,所以也容易拿得住,回报也不错。我并不在乎别人这一时期赚了多少钱,我只考虑自己的机会成本。」
老干妈换辣椒的时候,他说:「买茅台的时候想清楚了的很重要的一点:这类事情在国营的茅台发生的概率比在私营企业要低很多,因为大概没有人敢动茅台53度飞天的工艺。」
强调企业文化的段永平认为,茅台在季克良年代形成的产品文化很强大,后继者是不敢改的。
他说:「如果茅台的企业文化不够好的话,茅台走不到今天的。这不等于说茅台没一点问题。企业文化不好的公司,好的商业模式早晚是维持不了的。」
段永平非常看好茅台的生意模式。他曾说:「茅台若能够做到让我们消费者放心地买到绝对的真酒,投个十个八个亿都是极为合算的。」
2017年的时候,段永平说:「茅台还是茅台,生意模式刚刚的,10年后人们还是会说10年前那个价格线年时,他说:「茅台的生意模式很好。哪怕你以目前的价格买入,10年后看也至少应该比你把钱放银行好。当然,你也许能发现更好的机会,所以这是个机会成本的问题。」
比如他之所以不看好红酒,主要是因为他觉得,红酒是个特别个性化的产品,受原材料的影响是无法保持产品的高度一致性的,所以没办法大量生产。能大量生产的酒也许就不该叫红酒。
好红酒上来的时候,喜欢喝红酒的人往往会先喝红酒。不过,好的红酒实在太贵,远不如茅台来的实惠。
他强调,茅台的质量文化不错,这也是茅台能走到今天的原因,季克良功不可没。
从最早买下一家这家濒临破产的纺织公司,巴菲特作为企业家,并没有在纺织业务上吊死,而是选择把资金投向了他更看好的那些领域。
在当年的致股东信中,巴菲特详细阐述了这一决定背后的思考,他肯定了管理层,但也提到了纺织行业面临的问题:
「国内的纺织业所面临的是全球产能过剩的商品化产品的激烈竞争,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归因于直接或者是间接来自于国外低劳力成本的竞争。」
「我们面对一个悲惨的抉择,大笔的资本支出虽能令我们的纺织事业得以存活,但其相对的投资报酬却是少得可怜,每次投入一笔资金,依然还是要面对国外低成本的强力竞争。
若不再继续投资,将使我们更不具竞争力,即使是与国内同业相比,我总感觉自己就好象伍迪爱伦在他某一部电影中所形容的:
「比起历史上的任何一刻,此时人类面临抉择的路口,一条通往绝望的深渊,而另一条则通往毁灭,请大家一起祈祷让我们有足够的智能去作正确的决定」」
巴菲特也学到了宝贵的一课——企业拐点,当企业的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时,它们很少能转型成功。
其次,纺织厂早期产生的现金流足以供巴菲特去购买保险公司,这造就了更为精彩的故事。
正是因为巴菲特没有继续把钱投向纺织行业,而是转向了更为优质的资产,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伯克希尔。
保险公司有时是个好投资,有时不是,然而,它们通常总是很好的投资工具。保单持有人(保险公司客户)支付保费,提供了持续的现金流;保险公司用这些现金来投资,直至有客户出险提出索赔。由于索赔发生的时间不确定,所以保险公司的投资对象是具有流动性的证券——主要是短期固定收益证券、长期债券和股票。
1967年,这两家保险企业具有的投资组合中,包括债券2470万美元、股票720万美元。两年之后,这个投资组合增值为4200万美元,干得相当漂亮。巴菲特接管伯克希尔之后,也有了管理这家纺织企业证券组合的经验。
1965年巴菲特接管公司时,企业具有一个290万美元的证券投资组合,一年之后,巴菲特将其扩大到了540万美元。1967年,证券投资带来的回报是纺织部门盈利的3倍,而证券部门的净资产只有纺织部门净资产的1/10。
有人认为,保险业也像纺织业一样,是个普通商品类型的行业,它们销售的产品(保单)并无特质。保险业的保单可以标准化、可以被其他保险公司复制,没有商标、专利、地域优势等能让一家保险公司有别于其他同行。获得保险执照也不难,保险费率也都是公开的。
最能区分一家保险公司的是它的工作人员。公司管理层的努力对于一家保险公司的运营表现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多年以来,巴菲特在伯克希尔的组合中增加了一系列的保险公司,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盖可保险公司。
1991年,伯克希尔买入盖可保险50%股份。之后的三年,盖可的表现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并持续攀升,更让巴菲特增添了兴趣。
1994年,伯克希尔宣布已经持有盖可保险51%的股份,并很认真地讨论盖可加入伯克希尔大家庭的问题。
两年之后,巴菲特写了一张23亿美元的支票,盖可保险成为伯克希尔的全资公司。
巴菲特并未止步于此,1998年他斥资160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再保险公司——通用再保险。这是截止当时最大的一笔投资。
年复一年,巴菲特继续在收购保险公司,但毫无疑问,他最聪明的是对于人才的收购。
巴菲特请阿吉特管理伯克希尔的再保险集团,阿吉特出生于1951年,毕业于久负盛名的印度技术学院,取得工程师学位。他在IBM工作了三年之后,前往哈佛获得了商业学位。
尽管阿吉特没有保险行业背景,但巴菲特很快发现了他惊人的才干。自1985年起,阿吉特用20年时间建立的再保险集团的浮存金(保费收入尚未赔付)达到340亿美元。
按照巴菲特的说法,阿吉特「对于风险的掌控无人能及,他的运作综合了能力、速度和决断,但最重要的是,他在保险方面的独一无二的头脑。」他们每一天都在相互交流。
阿吉特到底有多重要呢?巴菲特在2009年伯克希尔的年报中写道:「如果芒格、我和阿吉特同在一条沉船上,你只能救一个人,请游向阿吉特。」
除新闻质量之外,报纸还拥有价值不菲的商誉。如同巴菲特指出的那样,报纸业对于资本的需要很低,这使它们能轻而易举地将销售额转化为利润。
布法罗的蓝领阶层起的很早,一直要到下午才有时间看报,晚报生意兴隆,竞争对手《布法罗信使快报》,以早报为主,主要是依靠周日版来维持生计,前者收入是对手的2倍,广告收入也比后者多75%。
巴菲特入主《布法罗晚报》后,表示假如没有周日版,《晚报》最终可能失去现在的竞争优势,而且很有可能会江河日下。并坚持发行周日版,并因此与《信使快报》进行了一场扩日持久的大战。
《信使快报》将《晚报》发出诉讼,控告其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最终结果法官判决《晚报》周日版可以发行,但是严格限制了它的促销、营销和针对读者及广告商额营业能力。这基本限制了《晚报》发展周日版的空间,周日版依然被《信使快报》牢牢控制。
1978年,《晚报》税前损失高达290万美元,这是巴菲特损失最终的一年,但他的态度确很乐观。
好消息在1979年传来,这一年,纽约联邦上诉法庭推翻了对《晚报》的禁令和对他藐视法庭的指控。
但亏损的问题依然存在,自巴菲特买下它之后,至1982年初税前总损失1200万美元,连芒格都认为这是个无法填满的无底洞。
1982年9月,对手终于支持不住了,巴菲特终于获得了同一个城市中最大的报纸份额。
而当时的布法罗也从晚报、周报染指了晨报市场。并在在竞争者关门的那天,《布法罗晚报》更名为《布法罗新闻报》。
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第一年里,税前利润就高达1900万美元,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的年均盈利就再4000万美元,日进斗金。
我们都知道巴菲特幼年时送报纸的经历,某一些程度上,巴菲特能坚持这么久,最终把对手「熬死」,或许正是源于他对于媒体这个行业的深刻理解和坚持。
对于企业家而言,围绕着自己所擅长的领域,用管理企业的方式去看一个企业,去投资,或许就是最正确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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